本文 载《巴蜀史志》2022年第6期
巴蜀文字学发展述略
霞绍晖
学术思想作为一种人类特殊的精神活动，它在早期大致有两种传播形式，一是口耳相授，一是通过文字传播。不论口耳相授还是文字传播，都需要一代代人为之而薪火不熄。一方面继承前人的精髓，另一方面在理解精髓的基础上，结合时代需要进行发挥创新，由此学术思想得以延续和发展。中国传统学术，春秋以前，统于王官；春秋之际，礼坏乐崩，王学散于民间，私学兴起，给学术注入新的动力，学术由此繁荣起来，出现百家争鸣局面。秦统一后，各种学术思想经过交锋，走向一统。在此过程中，各别国对传统学术王学的阐释，几乎都靠文字来实现。因此，文字学不论在方法还是理论上，都获得巨大发展。巴蜀地区作为初始的别国，学术自然与大一统的王学不同，故在融入主流学术圈的过程中，中央王朝统一文字的推广与使用，发挥了重大作用。反之，国家政权的统一和治理，也推动了文字之学的发展。
巴蜀地区的文字学，因有著述传世，自汉以降，发展脉络相对清晰。总体上看，巴蜀文字学以继承和使用秦国文字为端始。秦并天下，建立了庞大的封建统一王朝。《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地东至海曁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对于偏隅西北的秦国而言，虽以虎狼之师兼并六国，拥据庞大的疆土，并“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 但分裂数百年的天下，早已养成各自部族习性，诸如方言、风俗习惯、道德伦理等，以武力强行捆绑，并不能化解其旧部之间的各种矛盾，真正要实现大一统，并非易事，何况秦在立政之初，还发动了“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的反动行为。刘汉立极，充分吸取了秦朝教训，除承袭前秦的有利于中央王朝控制各藩王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外，还加强了文化建设。《汉书·武帝纪》：“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畤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这里可以看出，汉代文教政策，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把儒学定为官学，即所谓“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二是实行察举制，选拔可堪大任的俊茂贤良之人；三是废除挟书之律，兴办学校。这为汉代学术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重要条件。巴蜀作为偏于西南的被统一的地区，以小篆为合法文字的普及与推广，在融入中原学术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产生得很早，但巴蜀地区至今未曾发现与汉字符号系统类似或相关联的古文字。巴蜀地区记录或研究文字的著作，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其云：“《凡将》一篇，司马相如作。”又云：“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一般说来，若非专门字书，都会有复字出现，由此推知，《凡将》很可能就是蒙童识字一类的著作。至于其所载之字是什么形体，史籍未曾明言，大概以小篆为正。其后扬雄作《训纂》篇。《汉书·艺文志》载：“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后世学者对这一时期的文字学著作成就倍加称赞，如清吴福连《拟四川艺文志》云：“《凡将》《训纂》，蜀儒小学，冠冕海内。”自许慎《说文解字》出，中华文字由此大一统，六国文字至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巴蜀的文字学研究，自司马相如、扬雄之后，五代两宋时期，获得了相当发展。前蜀僧人贯休编有《重集许氏说文》，后唐林罕著有《说文字源偏旁小说》，南宋李焘《说文五音韵谱》、宇文绍奕《原隶》及李从周《字通》等。这一时期的文字学著作，基本上以篆体为研究对象，体现了承接汉唐余波的学术风格。元代有陈瑛《篆书》，亦是汉唐文字学余波，惜此书不存，难以知晓其是否为文字学著作。这一时期，文字学著作表现出多元学术风格，除沿袭前代的考订文字形体、探讨《说文》之外，还出现金石文字探讨、文字与声音关系探讨、经书文字订正等，惜传世者相对较少，我们只能通过所见序跋推知。
贯休（832—912），俗姓姜氏，本为婺州兰溪人，出家为僧，入蜀，前蜀主王建深器之，封为禅月大师、守西川僧箓大师。前蜀永平二年（912）卒，年81，葬于成都北门外。贯休工篆隶，著作有《重集许氏说文》《宝月集》等。惜其书不传，未能探究其详细内容。
林罕，字仲缄，温江人。博通经史。献《车驾还都赋》，除温江主簿，迁太子洗马。邵必缘进《礼记石经》陛对，仁宗顾问：“罕之书如何？”必曰：“虽有所长，而微好怪。《说文》归字，从堆，从止，从帚，以堆为声。罕云从追，于声为近，此长于许氏矣。《说文》哭，从吅，从狱省。罕乃云象犬嘷，此怪也。”③这段话记载的是林罕的《说文字源偏旁小说》一书，惜其今已不传，但林罕的文字学，由此可见其概貌。
李焘，字仁甫，眉州丹棱人，累官至敷文阁直学士，著《说文解字五音韵谱》。此著不用《说文》部首顺序，仿徐锴《说文解字篆韵谱》体例，按照《集韵》韵目重新编排，起于“东韵”东字，终于“狎韵”甲字，每韵中又按偏旁笔画多少为序收列各字。其目的是便于翻检《说文》而作，可视其为《说文解字》之辅。需要注意的是，李氏把音读与字形结合起来，虽未曾讨论音义关系，却是蜀中较早关注音义关系的著作。经虞仲房建议，改为仿徐锴《韵谱》旧例，实与创作初意不牟，故其序及跋有“要自别行”“要须各形”之语。
宇文绍奕，字卷臣，或作兖臣，成都双流人，尝官剑州通判，历知资州、临邛、广汉等州，后卒于家。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8载其《博雅堂记》云：“宇文绍奕为资守，风清事简……尝见前汉文字之奥、篆隶之工，镂金石而传后世，尚有可考，乃其在中原者沦于夷狄，后生不可复见。吾家故所聍，吾幸得之，不欲擅而有也，盍传之是邦，以与学士夫共之？于是摹刻汉石经及他碑凡五十四卷，覆以石柱大厦，名其堂曰‘博雅’。”曹氏所载“汉石及他碑凡五十四卷”者，应即《原隶》之著。《原隶》曾刻石于资州，今亡。
李从周，眉州彭山人，曾从魏了翁游，撰《字通》一书，本意是针对当时书法有太多字写法不统一，故依《说文解字》“六书”说校定隶书偏旁，再辅之以音读。其《自序》称：“此编依世俗笔势，质之以《说文解字》，作楷隶者于此而推之，思过半矣。”此种做法，已经超越字体正俗范围，而成为研究文字有体系的专门著作，故后世均以字书视之。其书在篇首冠以《周礼》“六书”字例，虽其划分部首仍以《说文》为主，但其注意文字形制的“六书”理论，得到魏了翁的称赞。魏氏在《字通序》说：“一日彭山李肩吾从周以一编书示余，大较取俗所易谕而不察焉者，以点画偏旁粹类为目，而质之以古文，名曰《字通》，凡余所病于俗者，皆已开卷了然。”魏氏认为，文字之本在六书，其在《字通序》首云：“书有六体，或指其事，或象其形，或谐诸声，或会以意，或转注相授也，或假借相成也……古之为教必由小学者，将以参稽象类、涵养本初为格物求仁之本……乃有以书学名家者，则仅出一技一能之士，而他亡所进也。”惜其并无论述文字专著。但其关于文字学的主张，很大程度影响了巴蜀学人。
明清二朝，研究文字可考者十余家，如杨慎、李调元、吕调阳、廖平等，著作数十种，研究范围已然扩大，涉及字音、字形、字义的各个方面，巴蜀文字学发展至高峰。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少师杨廷和之子，明正德六年（1511）进士第一，授翰林院编修。明嘉靖三年（1524）因疏谏纳桂萼、张璁获罪，遭廷仗削籍，谪戍云南永昌卫，辗转于云南、四川之间多年，颠沛流离而卒。其所关文字著述，大略三类：论金石古文字，论经籍文献文字和论《说文解字》及“六书”。
论金石古文字的有2种：《金石古文》14卷，《石鼓文音释》3卷、《附录》1卷。《金石古文》为诠释两周至两汉时代钟鼎铭器、碑刻石阙文字的著述。全书不录原文，仅载今文，亦无音释，间有按语考证史实、器物存佚状况等。《石鼓文音释》共收录石鼓文字700余，除有今文对释，还对文中出现的部分生僻字、通假字作了音释。
论经籍文献文字的有3种：《古音骈字》5卷、《古音复字》5卷、《奇字韵》5卷。此3种著作都是讨论经籍中词语用字的问题。
论《说文解字》及“六书”：《六书练证》5卷、《六书索隐》5卷、《转注古音略》5卷、《说文先训》等。杨慎提出了“六书经纬说”，成为后来戴震“四体二用”说的滥觞。
杨慎视野广阔，既有对古文字、古音韵理论的探索，也有对经籍文献用字的讨论，很多观点，都具有创新性，对清代学者研究文字学多有启迪。
清代研究文字的学者，可考之数量远远超过前代之总和。最具代表的有：李调元、吕调阳、廖平、饶炯等。
李调元（1734—1803），字羹堂，号雨村，别署童山蠢翁，四川罗江人。清代四川戏曲理论家、诗人。与张问陶、彭端淑合称清代蜀中三才子。平生著述繁富，文字学著作有《六书分毫》2卷、《奇字名》12卷、《十三经注疏锦字》4卷、《尚书古字辨异》1卷。《六书分毫》并非讨论“六书”，而是讨论字形字音字义三者的关系问题。《奇字名》专收古籍中出现的奇字，分为81门，并予以诠释。其对名物训释，以征引文献、加以按语的形式来展现，对汉唐诸儒多有批评。
吕调阳（1832—1892），字晴笠，号竹庐，成都彭州人。清同治三年（1864）举人。由于他甘于淡泊，绝意仕途，一生苦读，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其作品大多辑入《观象庐丛书》。小学著述有《六书十二声传》12卷、《解字赘言》1卷、《商周彝器释名》6卷等。吕调阳因受四川学政何绍基的影响，苦研《说文解字》，对其中所抵牾之处，多有发现，故把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与《说文》相对照，作为书院的授课内容。其《六书十二声传序》云：“予少好许书，以教子弟，讲说则多龃龉，乃舍而求诸古文及三代彝器之文，始略通贯其文之舛误者，复援古书古义古韵以正之，又取陈顾诸家谈古韵之书，详考《周官》典同之法，厘为十有二声，盖作辍二十余年，始成是书，虽未尽犁，然有当于人心。然绝不为许氏影响之谈，亦不敢效王荆舒之穿凿。”其自信可见。
左图：吕调阳《六书十二声传》（霞绍晖/供图）；右图：廖平《六书旧义》（霞绍晖/供图）
廖平（1852—1932），字季平，又字旭陔、勖斋，四川井研人。少负宏志，一意向学，转益多师，为学屡变。大致经历笃好宋学、博览考据、专求大义、平分今古、尊今抑古、大统小统、天学人学、人天小大、五运六气等9个阶段。廖平小学著述共计17种，其有关文字的著作有《六书旧义》《六书说》《形声类》《释字小笺》《文字源流考》5种，单篇小文有《转注假借考》《孔氏古文考》《秦焚字母文考》3种。其中《形声类》《释字小笺》《转注假借考》《孔氏古文考》《秦焚字母文考》5种，未见其流传。廖氏文字学用力处在于专论“六书”，主张“象形、指事、转注、假借四书，皆各自为说；于会意、形声二书，则合而论之。其区别指事不同象形、会意处，亦辨析至清，均较诸家象形、指事之说批次混乱者为优。”廖氏竭力维护许慎“六书”之说，但也有维护太过而悖离许说之旨者，如谓假借应分依声、讬事为二类，别为四源石二例，皆与许慎本意相乖离，正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违戾许书，又与诸家之论六书各逞其臆说者相伯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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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霞绍晖（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