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西周早期又可称为过渡期，尤其是在西周早期的前段，金文主要以在继承晚商风格的基础上发展，逐渐摆脱商文化的影响而向西周自己的风格演变，是一个过渡过程。

既然如此，想要深刻地了解西周早期的铭文审美特征，就要对晚商铭文审美特征有一定的认识基础。

由于殷商时期青铜器 上铭文内容较少，多以图案为主，故其书写时笔画所呈现出的线性特征并不突出，而是以图案性、形象性、抽象性、绘画性为主。

首先，殷商金文的笔画粗细变化明显。

在笔法上，许多字的笔画会以块面“肥笔”的形式表达，并令其笔画的起收笔部分逐渐由粗变细呈尖 锐状，提按动作明显，这样由笔画中间的肥笔到起收笔变尖的过渡使其线条富于变化，充满装饰性效果。

其次，殷商金文在章法上表现为有行无列，单字结构大小随着行列空间与笔画的繁简进行自然变化调整，不会过分刻意使其规整化，呈现出任情恣性的自然原始状态，欹侧明显、错落有致。

例如在商后期著名的国之重器《后母戊鼎》的铭文中， 笔画有着典型的块面特征，线条粗细变化明显，尤其是在笔画之间相连接的地方较圆钝，笔画与笔画相交后的大面空白与收笔处的尖锐形成了鲜明对比，极富趣味性，且图案性明显。

结体与章法方面，“后母戊”三字上收下放，紧紧相依，“母戊”二字合二为一，又与上方的“后”字相互错落，具有较强的动态感且浑然一体。

这样鲜明的用笔风格与自然错落的章法布局，也使《后母戊鼎》成为殷商金文书法的代表作之一。

——【·早期作品的艺术特色·】——

西周早期前段的金文中大部分沿袭了殷商的金文特点，即粗细变化明显、“肥笔”块面以及章法的有行无列，如十五件金文中有六件属早期作品，大部分皆具备这些特点。

首先是在篇幅上，六件作品中，十字以下的占三件，分别是长子口带盖圆鼎、父辛卣、诹簋；

二十字以下的一件，为晨肇贮角，且其本身就已经是铜角中极少数十字以上铭文的作品；

二十字以上的两件，分别是保尊、陆尊。

其次，在这六件金文作品中，我们几乎都能找到 “肥笔”的影子，并且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这种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弱化，看到商留下的金文书写特征在逐步被取代，向着西周自己的风格特征发展。

这种发展首先是在线条上。

其次是笔画的书写开始向“篆引”发展，即减少夸张的粗细变化，使线条首尾粗细均匀，规整秀丽。

再次则是在章法上，不再随性恣意地变化，而是对字与字之间的位置和 距离进行有意识地考量，使整篇铭文的排列更加秩序化，有了行列间的严格对应关系。

这些变化在西周早期的后段，即康、昭王时开始显现，如《大盂鼎铭》已经能够看出其铭文排布有行有列，秩序化得以构建。

尽管所列河博西周早期金文作品中还未有如《大盂鼎铭》这样带有成熟西周风格的作品，但从其文字风格的分析上也能够看到西周早期金文在逐渐淡化殷商留下的影子。

长子口带盖圆鼎，1997年出土于鹿邑县太清宫镇长子口墓，此鼎是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附耳圆鼎。

有立耳状钮，外置三个长方形镂雕夔龙体，盖倒置则为三足浅盘。 鼎身饰双附耳，三柱状足。

盖上和器口下各饰一周以涡纹相间的四叶目纹带，云雷纹填地。

盖口内壁中部有铭文“长子口”三字。

关于“长子口”的铭文，应为此墓主人的身份标识，据齐延广、胡永庆与祝贺先生所发表的《商周两朝重臣的归宿——河南鹿邑长子口墓》一文中介绍：

太清宫长子口墓共计出土有铭铜器54件，其中39件的铭文都带有“长子口”三字，48件器物为长子口自铭，故推断墓主人的身份即为长子口。

长子口墓所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普遍较少，这也是此墓出土青铜器的整体特点，正如前文提到的，殷商晚期的金文以简短为主，仅用以标明器主的族氏，长子口墓青铜器铭文简短的这一特征正印证了西周早期金文仍未完全脱离殷商遗风这一事实。

从铭文中我们能够看到，“长子口”依古代书写 常规习惯呈竖式排列，与其他金文章法无异。

在字形大小的安排上，依据文字本身的长短宽窄等形态来书 写，“长”字本身字形狭长，此铭尤其在其尾笔的长线上有纵向拉伸，故而此字占据空间较大，视觉上的 直观感受能够看到“长”字所占纵向空间甚至大于 “子”与“口”两个字所占的纵向空间之合。

而“子” 与“口”二字本身笔画较少，加之字形简单、书写者并未刻意拉开二字距离，对于初看此铭的人极易将二 字误视为一字。

从三字的线条来看，尽管笔画较少，但仍能看出一些用笔变化，如线条粗细不一，首尾处略有收敛等细节。

此外，整体书写风格少有硬朗之势，弧线较多，这也可看作是一种为符号化处理的设计意识。

如此来看，此铭仅仅三字，却在字形的大小排列上自然随性，整体性较强，倾向于符号化特征，不失趣味。

“长子口”三字铭文在长子口墓中多次出现，但 样式却不尽相同，并非所有长子口铭文都为此种章法，甚至在字的写法上也有较大出入。

可以看到，②长子口方圆卣与 ①长子口带盖圆鼎为相似章法，都是“长”字所占竖式空间较大，而“子”与“口”所占空间较小，且字 距较近。

但在字形与用笔上两者又有所不同，②比① 有较为明显的肥笔，尤其是在“子”字的部分，②的“子”字横画要有更加鲜明地起收笔变尖细的动作，从这两点来看，②的铭文是要比①更加贴合殷商金文 遗风特点的。

并且在整体的视觉感受上，由于②加入了直线元素，整体风格较①多了些硬朗健挺。

而③长子口铜罍、④长子口联体甗、⑤长子口簋形觥、⑥长子口椭圆卣与①长子口带盖圆鼎相比，这几件金文除去字形上的变化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线条偏向首尾均匀一致，不再有明显的粗细变化及显著的肥笔出现；

尤其是③和⑤中“子”字的横画，不是用上下错落的S形书写方法，而是左右都向上伸展且线条粗细均匀。

同为长子口墓出土金文，却在书写风格上有较为明显的差异，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推断可能是由于出自不同的书写者所导致，我们有理由猜想在这些书写者中有一部分或为殷商时期的书写者，他们在商亡后继续为周人服务但仍保留着殷商时期的习惯。

而也有可能其中一部分书写者为周人所培养，以周人的书写习惯进行青铜器的制作，故而在字体风格上有如此差异。

但无论是何种原因，不可否认的是，从此件长子口带盖圆鼎中我们能够看 到明显的殷商遗风，且就金文本身而言，虽然内容仅有三字，但从章法排列与书写上皆展现出它的自然天成、巧思意趣。

保尊，通高23.5厘米，1948年出土于洛阳，酒器。

与其一同出土的另有一件保卣，尊现藏河南博物院，卣现藏上海博物馆，尊、卣同铭。保尊外形呈圆式，腹部有雷纹组合而成的兽面纹，器高24.5厘米，重2.3公斤。

保尊属西周初期成王时期作品，其铭文风格是典型的西周初期继承晚商书风所发展而成的。

从整体来看，书写自由灵动、雄奇遒劲、有行无列、富于变化，笔画可见“波磷”分明，带有肥笔，提按明显。

从章法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保尊铭文的前四行铭文与后四行铭文比，书写较为规整，且前四行整体字形大小要略收敛一些。

第一行字形整体大小最小，变化不大，较为稳定。

每一行的下半部分都较上半部分放松，字形较大，可能有两方面原因，第一：笔画的繁简。

如第三行最后一个字“历”，相较此行前四个字而言，笔画更多，在自然书写的状态下为了使多笔画结构更美观和谐，因而占据空间更大，以便笔画结构舒展。

第二：字数迎合篇幅。如最后一行的“既望”二字，与右侧第七行相比，既望所占空间与 “祀祐于”三字所占空间相等，且最后的“望”字形疏朗，呈明显纵势，似是为避免内容 不能撑满篇幅而故意为之。

视觉上，保尊铭文大小错落，自然洒脱，似无序又有序，行列间字的摆动十分有趣，个别行的中轴线打破规整而呈“S”型，使整幅画面显得更加生动活泼。

从用笔来看，保尊的线条有明显的“波磔”用笔，即肥笔现象。

肥笔的特征在西周金文中一般被视为判断西周早期风格的标志，是 由商入周时继承来的殷商金文笔法，在商代金文中普遍有肥笔的存 在，直至西周中期才显著消失。

以在青铜器铭文中较为常见的“王” 字为例，保尊中的“王”字可以看到明显的肥笔，尤其是在竖画与第三横交接的地方，有夸张的变形。

这种书写方式正是沿袭了晚商时期特征，成块面状形态。

如晚商的《小臣艅犀尊》中，“王”字在竖画与第三横的交接处也有同样明显的肥笔出现。

而发展到西周中晚期，这种块面现象逐渐被线条化，如西周中期的《五 年师旋簋》与西周晚期的《史颂簋》，尤其是晚期的“王”字线条 已经完全趋于均匀规整。

——【·总结·】——

河博金文尽管在数量与篇幅上较少，但其处于西周这个大的历史环境，作为西周金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西周金文各时期风格的发展情况与演变过程表现地淋漓尽致。

此十五件金文作品皆从点画、结构、章法等方面展现出西周不同时期金文风格特征，早期作品中彰显出鲜明地殷商遗风，在肥笔、块面化、图腾化等方面依然有大篇幅保留。

——【·参考文献·】——

[1]郭沫若.青铜时代·周代彝铭进化观[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2](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