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丽芳（注：陈丽芳，2014级硕士生。指导教师：毕波。）
于阗（今新疆和田），从公元2世纪始，就作为一个独立的绿洲王国活跃在历史舞台。《和田、敦煌发现的中古于阗史料概述》中将中古于阗史料分为文献和文物两种，其中文献包括（1）于阗自有语言和文献，（2）汉文正史、佛教史传、行纪、笔记，（3）吐蕃文献，并认为汉文文献是研究古代于阗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是“解开于阗文或藏文有关史料疑难处的一把钥匙”（注：张广达、荣新江：《和田、敦煌发现的中古于阗史料概述》，载《新疆社会科学》，1983（4）。此据作者《于阗史丛考》（增订版），1~1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目前对于阗的研究多在历史、佛教方面，而在文化教育方面少有涉猎。以1913年王国维为罗振玉刊布的敦煌写本《太公家教》写的跋文《唐写本〈太公家教〉跋》为发端，开启了对敦煌训蒙文献的研究。（注：参见王金娥：《敦煌训蒙文献研究述论》，载《敦煌学辑刊》，2012（2）。）在敦煌的蒙书教育研究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敦煌以西的地区却少有人问津。本文将从于阗习字文书出发，对于阗教育的情况进行一些分析。
2009年末，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以下简称人大博物馆）获赠一批和田地区出土的唐代文书。以此为中心，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其中汉文部分的习字文书进行分析研究。
编号GXW0072文书正面为《天宝九载粮历》，记有“天宝九载七月”字样，习字面存9行，首行习“张”字，第2~9行习“泣”字，其中“泣”字笔迹较粗，可能是按《急就篇》的“哭泣祭醊坟墓冢”（注：史游：《急就篇》，2项，长沙，岳麓书社，1989。）习字。
《急就篇》（又名《急就章》）由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著，是完整保存至今的产生年代最早的蒙书，全书今本共34章，以韵编成，由姓氏名字、服器百物、文学法理三部分组成。以七言为主，三、四言次之，用字2144个（一般认为最后两章128字为东汉人所增）。（注：关于《急就篇》的版本、内容、异文的考证可参看：沈元：《〈急就篇〉研究》（《历史研究》，1962（3）、刘伟杰：《〈急就篇〉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7）、张传官：《〈急就篇〉人名“慈仁他”校正》（《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2）、张传官：《试论〈急就篇〉的新证研究》（《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等。）颜师古在《急就篇注叙》提道：“然而时代迁革，亟经丧乱，传写湮讹，避讳改易，渐就芜舛，莫能厘正。……至如蓬门野贱，穷乡幼学，递相承禀，犹竞习之。”（注：史游：《急就篇》，2页。）可见从汉至唐，《急就篇》都是社会流传的主要的识字教材，十分流行。
GXW0068号文书正面为一残牒，习字面存3行，首行习“声”字，次两行习“虚”字，应是《千字文》的“空谷传声，虚堂习听”（注：李逸安译注：《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弟子规》，109页，北京，中华书局。）的习字。
GXW0450号文书存3行，首行残缺，辨认不清。次行习“欣”字，尾行习“奏”字，应是《千字文》的“欣奏累遣”（注：同上书，124页。）的习字。
文书GXW0232号223g存4行，均习“昃”字，应是《千字文》的“日月盈昃”（注：李逸安译注：《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弟子规》，103页。）的习字。
文书GXW0275号241a存2行，每行存3个“荒”字，与上述的《千字文》习字形态相似，应是《千字文》的“宇宙洪荒”（注：同上书，103页。）的习字。
文书GXW0275号241e存1行，存6个“盈”字，应是《千字文》的“日月盈昃”（注：同上书，103页。）的习字。
上述5件文书，除GXW0068号文书外，从内容、书法的纸张形制来看，很可能是同一人的习字，字迹工整，书法颇佳。
《梁书·周兴嗣传》载：“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文。高祖辄称善，加赐金帛。”（注：《梁书》卷四三《文学传上》，69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千字文》是周兴嗣受梁武帝之命编写的一部识字读本。另《尚书故实》载：“梁周兴嗣编次而有王右军书者，人皆不晓。其始乃梁武教诸王书，令段铁石于大王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注：李绰：《尚书故实》，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2册，467页。）可知《千字文》的创作与王羲之有着密切的关系。《千字文》在唐代十分流行，是童蒙教育中使用最为普遍的教材，敦煌文献中残存有关《千字文》的卷子就有近50件（注：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11页，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可见《千字文》在西域童蒙教育中的重要程度。
在新出和田的习字文书中，有几件特别值得关注，即王羲之《兰亭序》和《尚想黄绮帖》的习字文书。关于这部分，荣新江教授已有专文讨论（注：参见荣新江：《〈兰亭序〉在西域》（见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编：《国学的传承与创新——冯其庸先生从事教学与科研六十周年庆贺学术文集》，1099~110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及《〈兰亭序〉与〈尚想黄绮帖〉在西域的流传》（故宫兰亭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北京，2011年10月）。），故此处只对《尚想黄绮帖》的习字文书形态作一些补充说明。
GXW0125号文书共为5个碎片，047a共7行，首行习“吾”字，第2~4行习“弗”字，第5~7行习“及”字，每三行换一字，每行首字较佳，为教导者所写。047b共1行，存3个“吾”字。047c共1行，存4个“吾”字。047d共1行，存3个“弗”字。047e共7行，前3行习“吾”字，第4~6行习“弗”字，第7行习“及”字，第5行末有一“之”字，盖充分利用纸。每三行换一字，类GXW0171号文书上所书。荣新江教授认为，此五件“均为‘吾弗及’三字的习书，应当是三行换一字，据S.214写本保存的文字，当是《尚想黄绮帖》最后三字的练习。纸片虽残，但确是书圣王羲之帖文的习字，极为可贵”（注：荣新江：《〈兰亭序〉与〈尚想黄绮帖〉在西域的流传》。）。
除此之外，笔者发现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第Ⅴ、Ⅶ、Ⅷ号遗址挖掘的18件汉文契约中有一件习字残片（M.T.C.006）（注：.Chavannes.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3， pp.204.pl.ⅩⅩⅫ.），a面残存“当”字2行和“抁”字4行，b面残存“欣”字1行和“俛”字2行。无独有偶，“欣”和“俛”刚好对应《兰亭序》中“向之所欣，俛（俯）仰之间”一句，此句有“俛仰之间”和“俯仰之间”两种版本，查其他西域、敦煌出土的《兰亭序》文书，敦煌出土的P.2544正面是一部诗文集，其《兰亭序》部分的这一句中正是“向之所欣，俛仰之间”，为M.T.C.006（b）乃《兰亭序》习字提供了证据。值得注意的是，习字中间存有学生的题记：“补仁里祖为户口生李仲雅仿书册［四十］行谨呈上”，荣新江教授认为此与1969年吐鲁番出土的《论语·郑氏注》抄本的题记相似，认为“这里（于阗）的教育，至少是汉人子弟的教育和内地没有什么不同，学生都遵循一定的规范读书习字”（注：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8页。）。
以上文书都显示了同一主题，即唐代文化对于阗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不只是书籍方面，还有精神层面的影响。《千字文》的流行本来就与唐代君臣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有关，如唐太宗曾写过一篇《王羲之传赞》，称王书“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并几度寻《兰亭序》真迹。（注：《兰亭始末记》载：“至贞观中，太宗以听政之暇，锐志翫书。临右军真草书帖，购募备尽，唯未得《兰亭》……后更推究，不离辩才之处，又敕追辩才入内，重问《兰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何延之：《兰亭始末记》，见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2册，155页。）其后武则天、唐玄宗也对王书极力推崇（注：关于唐代君王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可参见陈秀杰：《唐代书法教育研究》，保定，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5~10页。），《旧唐书·王方庆传》载：“则天以方庆家多书籍，尝访求右军遗迹。方庆奏曰：‘臣十代从伯祖羲之书，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先臣并已进之。唯有一卷见今在。’”（注：《旧唐书》卷八九《王方庆传》，28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这种崇尚王书的风潮影响广泛，而在于阗也发现了王羲之《兰亭序》和《尚想黄绮帖》的习字文书，证明了唐代崇尚王羲之书法的风潮也传到了西域地区，并且渗透到儿童教育层面，更见其影响之深。（注：参见荣新江：《〈兰亭序〉在西域》，见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编：《国学的传承与创新——冯其庸先生从事教学与科研六十周年庆贺学术文集》。）
注释
[1]本文引用文书录文、定名等皆系荣新江教授主持的“人大博物馆藏和田出土文书整理小组”的集体成果。谨致谢忱。
在人大博物馆藏习字文书中，有一些文书从其文书内容形态分析，笔者认为它们很可能出自同一习字人之手。
GXW0171号文书由4残片缀合，正面为《唐大历十年四月兵曹典成公解牒》，共7行，前6行字迹较为工整，记载焉耆和吐蕃的战事威胁，尾题“大历十年四月日典成公解”。第7行，字体较大，行书潦草。背面为习字，存15行，首行残缺，可能为“开”字，次行以“十二日”起，后接“门”习字。“门”存5行，“问”字存7行，末有一“之”字。“闻”字存2行，每行约16字。此“十二日”应为习字日期，说明可能逐日习字。行最末有一“之”字，概为充分利用纸。《大宋重修广韵》有载：“门，问也，闻也。”（注：陈彭年、丘雍等编修：《大宋重修广韵》卷一，泽存堂本，63页。）因此也有可能不是按韵，而是按韵书或是其他规律。习字每行首字体较工整，应为教导者而写。每行下面部分为学生习字。
GXW0172号文书由3残片缀合，正面为《唐某日六城拔伽知事萨波文门某状》，共5行，字体较大，较为潦草。背面为习字，共14行，字数不一，最多为21字。前两行习“下”字，第3~5行习“不”字，第6~8行习“少”字，第9~11行习“白”字，第12~14行习“史”字。尚不知以何顺序习字，有可能是部首笔画。第7行开头有“廿九日”，可见同为逐日习字，每三行换一字，每行首字较为工整，为教导者所写，体例类GXW0171号文书。从书法、纸张和内容来看，两者应是同一学生的习字之作。
GXW0118＋GXW0119＋GXW0120＋GXW0121＋GXW0122号，此件为5个文书碎片辍合而成。正面为《唐某牒为巡探事》，共5行，字迹工整，有一行为断片，位置不确定，反面为习字，共6行，每行字数不一。最多为15字，头两行习“水”字（注：此字看似“永”字，但习字均无点，故更有可能是“水”字。），其末尾皆有一“之”字，同GXW0171号文书极其相似，如“谨”“来”等字，很可能出自同一人手笔。第3~5行习“好”字，第6行习“合”字，也可能按笔画顺序习字，每三行换一字，每行首字较佳，为教导者所写。从文书内容、字体和形态而言，该文书应和GXW0171号文书为同一学生习字之作。
GXW0191号文书为两残片缀合，可能原是上下两层纸粘连在一起。上层为习字文书，下层为公文。上层残留右半部分，下层残留左半部分，二者粘在一起，表面看似乎为一张纸，实际不然。上层右边为习字，共7行，每行字数不一。首行习“守”字，第2~4行习“捉”字（注：按照习字一般习惯，一行写同一字，此处可能有行数对应错误，第5行同。），第6~7行习“碟”字，此应为按照某文书习字。第2、4、6、7行末均有一“之”字，每三行换一字，每行首字较佳，为教导者所写。下层左边为《唐杰谢镇上守捉状为巡探事》，共9行，字迹工整。同GXW0171号和GXW0118—0122号文书上的极其相似，如“谨”“来”等字，很可能出自同一人手笔。留有习字痕迹，依稀可辨认出有“闭”“开”“坎”“城”等字，这也与GXW0171号文书上的内容吻合。故从文书内容、字体和形态而言，该文书应和GXW0171号文书为同一学生习字之作。值得注意的是，这件习字文书中“坎城”是于阗文书中常出现的地名，可能来自阗语中的地名Kamdv（注：文欣：《中古时期于阗国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32~53页。），而“守捉”则是唐代的驻军机构，可见这件文书中的习字多是对官文书中的某些字的习字，可以为分析其他文书的习字规律提供参考。另，GXW0064号文书正面为《唐某年于阗镇守军牒质逻、蔺城等守捉为摊市袋索等事》，共7行，字迹工整。习字面共5行，字体较大，每行字体不一，首行写“延捉来”，次行开始习“虞”“候”“勒”等字，没有统一规范。这里也是和官文书相关的习字，可作印证。
根据以上文书（除GXW0064号外）以及5件《尚想黄绮帖》习字文书的字体、文书形态和习字规范等，笔者将这些比定为同一人的习字，这不仅对研究这些习字文书的官文书有参照，亦可以得出一些当时儿童习字的规范：儿童按照日期习字，应该是有一定量的要求的。习字按照一定的规律，有可能是按韵书或是其他字书习字，甚至有些是临写官文书，多是一些日常用字。习字不是按照某一版本，而是由教导者先在纸张上书写，再由儿童临写，一般情况下每字三行。（注：荣新江教授在《〈兰亭序〉与〈尚想黄绮帖〉在西域的流传》一文中认为：“至少从武周时期（可能要提前到喜欢王字的唐太宗时期）开始，《尚想黄绮帖》就成为天下各州学生的习字标本，每字两行的规矩也可以从敦煌写本羽664号等得到印证。”但在和田出土的《尚想黄绮帖》习字文书中，多是一字三行。有待探讨。）并且，从在官文书背后以及充分利用纸张剩余空间来看，当时于阗的纸张比较短缺。
另外关于这些文书的年代，荣新江教授认为，中国人民大学馆藏和田文书中虽然有一部分是武周时期，但《兰亭序》的临本更可能是汉文文书写作最为盛行的8世纪后半叶。（注：荣新江：《〈兰亭序〉在西域》，见《国学的传承与创新——冯其庸先生从事教学与科研六十周年庆贺学术文集》，1106~1107页。）所幸在GXW0171号文书正面载有“大历十年四月”，一般情况下正式文书不会写在有习字痕迹的纸张上，且其中有些习字是按照官文书中的字，如GXW0191号文书，故习字部分应在大历十年（775）之后。由于大部分习字应为一人所习，因此这些习字文书的书写时间应在8世纪后叶，这和荣新江教授的推断有所呼应。另外，GXW0072号文书正面也有“天宝九载”（750）字样，可以推定除去这一学童的习字文书外，其他文书也可能属于8世纪后期。根据前辈学者的研究，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初，这段时间的于阗国王是尉迟曜（VisaVāham）。（注：荣新江：《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初的于阗》，原载《唐研究》第3卷，339~36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收入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增订本），240~263页。）GXW0171号文书《唐大历十年四月兵曹典成公解牒》称“访闻焉耆贼军未解，吐蕃多情”，正是说明于阗当时的处境比较险恶，与中原的联系有所中断。于阗甚至不能及时知道唐朝改年号，这在之前的出土文书中早有反映，在本批文书中有不少体现，如GXW0166号文书中记有“大十五年”（即大历十五年）、“大十六年”（即大历十六年）等字样，还有GXW0070号文书“大历十六年”字样，可知当时于阗并不知道唐朝在大历十四年唐代宗“驾崩于紫宸内殿”（注：《新唐书》卷六《代宗纪》，1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唐德宗李适即位，改元建中。
除去上面的习字文书之外，还有一些文书字迹不清或是过于零散，无法系统认知，也记录如下：
GXW0193号文书共5行，首行习字，分别是“悲”“帐”，后四行似为书信或文学作品，字迹较为潦草，不像学童习字之作。
GXW0123号045c共5行，每行仅存一字，前两行仅存某字一部分，笔者认为可能是“党”“赏”之类，后3行均一“应”字，字体较佳，可能是教导者所写。该文书有可能是上述学童的习字。
GXW0123号045g 共3行，每行仅存一字，首尾两行仅存某字一部分，首行应是“门”或只是某字的一部分，可能和GXW0171号有关。后两行均一“南”字，字体较佳，可能是教导者所写。
GXW0126 号048d 明文为《毛仆生牒为巡探事》，共4行，字迹工整，留有习字痕迹，习字痕迹为11行，每行字数不一，前3行为“门”字，第4~6行习“国”字，第7~9行习“也”字，第10~11行习“及”字，每3行换一字，可能与047相接，首字字体较佳，为教导者所写。
GXW0126号048e 明文为《毛仆生牒为巡探事》，共2行，字迹工整，留有习字痕迹，习字痕迹为6行，每行字数不一，前2行习“国”字，第3~5行习“也”字，第6行习“及”字，每3行换一字。
GXW0126号048f明文为《毛仆生牒为巡探事》，共2行，字迹工整，留有习字痕迹，习字痕迹为4行，每行字数不一，较为模糊，第2~4行习“双”字。
GXW0126号048g明文为《毛仆生牒为巡探事》，共2行，字迹工整，留有习字痕迹，习字痕迹为5行，每行字数不一，较为模糊，辨认困难。
GXW0126号048h 明文为《毛仆生牒为巡探事》，共2行，字迹工整，留有习字痕迹，习字痕迹为4行，每行字数不一，较为模糊，第2~4行习“闻”字，可能与GXW0171号相关。以上GXW0126号的文书较为残破，但根据文书形态似可缀合。
GXW0064号文书由两张纸黏合而成，正面为《吴紫慈等粮帐》，存6行，墨迹较淡，辨认困难。背面为习字，存17行，前3行习“来”字，第4~8行习“仁”字，第9~13行习“内”字，第14~16行习“东”字，第17行残损，但按每5行换一字的体例应也为“东”。书法不佳，应为学童习字。
GXW0217号文书正面为《唐谋常、崑岗等馆用粮帐》，存6行，习字面共3行，前2行习“庭”字，第3行习“李”字，墨迹较淡，字体不佳，应为学童习字。此可能为“李庭凑”的习字。
GXW0271号238c由两残片黏合而成，存3行，首行习“重”字，第2~3行习“师”字，前两行末有倒写“德”，应为黏合的另一半。
这些文书因本身残破或是字迹模糊不清而无法获知更多的信息，但是可以据此探讨一下这些文书有可能是由哪些人所写。这批文书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习字为目的，如《兰亭序》和《尚想黄绮帖》的习字，书写水平较低，应该是学童所写；而另一类是以研习书法为目的，如《千字文》的习字，这些习字本身具有一定的书法水平，故习字者应该年龄较大而非刚刚起步的学童。同时，这些文书大多是对正式文书和账簿的再利用，故很可能是驻守在于阗的汉人子弟的习字。自唐朝在于阗设毗沙都督府以来（注：《旧唐书》卷五《高宗纪》载：“（上元二年春正月）丙寅，以于阗为毗沙都督府，以伏阇雄为毗沙都督，分其境内为十州，以伏阇雄有击吐蕃功故也。” （99~100页），唐朝和于阗的交流不断加深：
先是，太宗既破龟兹，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以郭孝恪为都护，兼统于阗、疏勒、碎叶，谓之“四镇”。高宗嗣位，不欲广地劳人，复命有司弃龟兹等四镇，移安西依旧于西州。其后吐蕃大入，焉耆已西四镇城堡，并为贼所陷。则天临朝，长寿元年（692），武威军总管王孝杰、阿史那忠节大破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等四镇，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既征发内地精兵，远逾沙碛。并资遣衣粮等，甚为百姓所苦。言事者多请弃之，则天竟不许。（注：《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5304页。）
从上可知，自武则天时期唐朝开始派汉军驻守于阗，这不仅大大增强了四镇抵御外敌的能力，有利于唐朝更有效地控制西域地区，而且这些驻守于阗的汉兵必然会与当地的官员百姓接触，由此促进了中原文化与于阗文化的交流，而汉人子弟在于阗的教育应该也会影响到于阗的文化教育。